陳健民﹕Larry Diamond的現實主義
——在全球民主浪潮中思考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史丹福大學Larry Diamond來港談全球民主發展，座無虛席，除了是他卓越的學術成就外，更重要的是其學生葉劉淑儀成功上位和近年港人對民主問題的爭議，為他提供了一個舞台。究竟Diamond教授的研究，對中國和香港有沒有參考價值﹖——陳健民
思考民主化問題時，往往與經濟問題掛。究竟民主化會促進還是阻礙經濟﹖
Larry Diamond在史丹福大學接受社會學訓練，師承Seymour Martin Lipset。Lipset是美國政治社會學之父，他在1959發表的〈民主的社會條件﹕經濟發展與政治認受性〉開拓了一種「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視野，指出經濟發展(財富增長、工業化、城市化、普及教育)會帶來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轉變，包括中產階級的興起、溫和改革意識形態的流行和公 民社會的發展，有利於發展民主制度。這套理論曾被誤解為把經濟發展視為民主的「先決條件」，窮國家必然與民主絕緣﹔又或者視經濟發展會自然衍生民主政制， 民運分子大可稍安無躁。最致命的是六七十年代一些經濟發展較好的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如巴西、南韓)出現民主倒退現象，令這套理論幾乎陷於崩潰。
80 年代以後，這些工業國家再次走上民主化道路，令現代化理論再露曙光。Diamond在1992出版的《Reexamining Democracy》一書中，重新審視他老師Lipset的主張，指出跨國實證研究證明，高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的確有利於建設和整固民主制度，但核心問題 是經濟發展必須帶動政治文化、階級結構、國家與社會關係和公民社會的變革。有些高收入的社會(特別是中東產油國)仍然保持專制，是因為其發展模式未有帶動 上述的社會轉變。相反一些窮國家(如印度)，如果能強化某些社會因素(如精英的民主信念)，卻仍有可能實行民主。
Diamond總結過去幾 十年的經驗，發覺不同時空下，怎樣的發展水平的國家才能民主化實在無法預料。他提出一個頗為有趣的「N曲線」理論，指出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初見成效時出現 民主化，但經濟進一步發展時反而因為國家要集中資源、控制勞工、維持社會穩定等原因，令專制復辟。直至經濟全面起飛，民眾政治訴求增加，國家亦失去維持專 制的藉口，便會重新實行民主。南韓可說是典型例子。
自從70年代中至今的全球民主浪潮，不單令視代化理論回朝，更有學者如福山等歡呼自由民 主已獲徹底勝利，人類社會正朝向同一個終點進發。相反，Larry Diamond對新興民主國家能否整固(consolidation)卻是憂心忡忡。他在1996年版的《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中指出，民主有3個內在矛盾，處理不好，民主一樣可以帶來種種管治問題，最後以崩潰告終。
第一，民主有民意授權(consent)與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的矛盾。
民主是講求人民授權的，而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領袖為了討好選民，寧願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視長遠規劃，結果擾亂經濟。他認為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主 導的經濟體系比國家規劃為佳、對外開放比閉關自守好。如果能鼓勵儲蓄、投資、創新和個人努力，經濟便會發展﹕如果政府過度干預，向某些群體輸送利益、窒息 競爭、創新和社會流動，經濟便走下坡。但無論採取什麼措施，必須要務實和持之以恆方能生效。如果在極端的民粹式福利政策與極端的新保守主義緊縮政策間搖 擺，只會帶來經濟災難，走進阿根廷、巴西、秘魯的困局。要政策有持續性，行政機關和各政黨必須在基本經濟政策上尋求共識，這有賴從政者的勇氣、遠景和決 心。
第二，與上面討論息息相關的，是民主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與管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矛盾。
政府要強政勵治，必須要有充分的主導權去制訂和執行政策，這無可避免與民主強調問責、政府要受各方代表的監督有內在矛盾。當然問責性有助加強政府管治能 力，但問責亦會過度規限或者分散政府權力，最終損害管治能力。具體來說，這涉及行政立法關係中，行政機關在什麼情下要向立法機關問責——財政預算、大額 支出、官員和法官任免是否要獲立法機關批准﹖這亦涉及立法機關的組成，要知道不同的選舉方式會令議會出現不同數量的政黨。從代表性角度來說，不同群體均能 有代表參與議會工作，是最符合民主原則。但這會造成議會內黨派林立，令政府難以在議會內尋求穩定的合作伙伴，影響其管治能力。德國便是汲取了在威瑪共和時 期，議會太分散造成政治不穩的教訓，在今天議會選舉中訂下5%的門檻，將一些小數黨派排除於議會以外。Larry Diamond總結說﹕要民主穩定一點，難免要犧性一點代表性。
民主的第三種內在矛盾，是關乎衡突(conflict)與共議(consensus)的問題。
民主是處理衡突的制度，但社會的分歧亦必須建基於一些基本共識，方有調和的可能性。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是一種混合文化，除了強調政治參與外，亦包含對政治權力的尊重和在日常生活中抽離政治。這種文化有利表達分歧，亦有利化解矛盾，但卻需要 長時期孕育。對新興民主國家來說，政府必須透過公共政策緩和即時的社會矛盾，民主才不至因為目下的衝突而崩潰。
以階級矛盾為例，政府必須在 教育、公共衛生、房屋及其他社會服務投入一定資源以縮窄窮富的差距。有些社會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包括重新分配土地。此舉無疑會引起地主、依賴廉價勞工致 富的僱主的不滿，但為了長遠減低階級衝突的可能性，政府必須硬頭皮頂短期的社會分歧。民主政府要掌握如何能對地主提供合理補償和投資出路的情下進行 土改，如何在不會威脅到企業的生存的情下讓工資增長。顯然改革一定是緩慢的，而且在發展的前提下談分配，貧困問題才有徹底解決的希望，民主才能得到整 固。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見到，Larry Diamond認為經濟發展的確能促進民主的建立和整固，但倒過來民主能否促進經濟發展是沒有明確答案的。民主不一定促進，亦不一定破壞經濟。因此，新興 民主國家的領袖不能盲目以為推翻專制政權便能帶領國家走入發展之路，反而要認清民主的內在矛盾，小心墮入陷阱。
「民主要建基於社會共議，社會共識要建基於政府的認受性，認受性要以政府的管治和經濟表現為基礎。但政府的效能有時要犧性社會共識，但民選領袖卻往往不敢逆民意而行，結果放棄一些合理甚至必須的政策。」Larry Diamond如是說。
Larry Diamond著作等身，涉及的課題有民主化、公民社會、宗教與民主關係等，這篇文章只介紹他對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思考，以窺見其現實主義的視野。民主並 不保證政府管治能力提升，亦不保證人民豐衣足食，卻比之其他制度要求更高的政治藝術。雖然如此，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可見人類追求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動 力之大。在這巨大浪潮之下，不少學者像Diamond一樣，亦頌亦禱，為民主籌謀，希望智慧之光能作指路明燈。
延伸閱讀﹕
1. Se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2. Gary Marks and Larry Diamond, Reexamining Democracy
3.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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