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未完成的計劃

Posted: 2011/02/14 in 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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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未完成的計劃
文:黃宇軒、鄧鍵一、陳劍青

「未完成的計劃」,是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對現代性的形容。許多論者都提到在城市發展的層面,現代性展現出來的就是不斷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反覆與過去和陳舊事物割裂開來。如果依循這種看法,把新界形容為「未完成的計劃」,可說非常貼切;新界彷彿總是在不斷變動的狀態,永遠都未完成,而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就因而容易過時。

20多年前,鄭宇碩教授編輯了題為《變遷中的新界》的小書,當中提及認識新界的迫切性。當時,他們關注到由於「新界前途問題」懸而未決,它作為租借地的特性可能令新界面臨天翻地覆的轉變。然而,隨着香港前途問題被處理,迫切地希望認識新界的短暫光輝也彷彿嘎然而止,反而伴隨香港急凍於八○年代,然後50年不變。

理解框框忽略轉變

去年,在一場關於「想像新界」的講座,講者梁啟智問在場學生,談到新界即時會想到什麼。答案不外乎「新市鎮」、「原居民」、「郊野公園」等。假如回到十年、二十年前問香港人同樣問題,很可能也是類似答案。一個個標準答案一般的「新界關鍵詞」,可說是理解新界的基本框框,同時局限了進一步認識新界的範圍,忽略了它的外在內在轉變。

今時今日,單單天水圍一個地區已經足以成為幾齣港產電影的題材,可以有「日與夜」和「夜與霧」,細膩含蓄的母子關係與跨境婚姻及倫常慘劇同樣寫實,再說新市鎮為紓緩市區人口擠迫的老派套路已經單薄如紙。同樣,以前在新界著述中完全缺席的「非原居民」,他們的生活與歷史近年漸漸被「發現」;而要再談原居民,就不得不把它與非原居民的互動寫上一定篇幅。上月,《鏗鏘集》(1月31日)以「走了樣的丁屋」為主題,揭示小型屋宇在近年急速轉變為大型低密度發展項目,也說明了我們對新界的想像和知識,在現實中「走樣」的速度很快。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描畫新界更複合與多元的圖像。

破除想像的邊界﹕腹地之外

近日,「珠三角灣區跨境行動計劃」橫空出世,讓一些香港人驚訝珠三角融合的藍圖與論述,對香港的切實影響,以新界土地在這種力量之下首當其衝,其實還是貫徹了前後殖民時期,新界被視為「腹地」(hinterland)的特質。而這種特質就體現於新界大片土地往往被用來滿足特定時空下的宏大政治策略。

從殖民政府所劃下的禁區作為與中國內地的軍事緩衝,建設集水區企圖促成香港的供水自主(郊野公園應運而生),讓非原居民種植菜蔬減低糧食依賴,到形形式式與原居民的管治協商,都受宏觀的中英互動地緣考量規範。後九七的今天談的不再是地緣政治,兩國互動變成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灣區規劃座落的背景是「大珠三角洲城鎮群」的概念。

腹地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它的彈性,在不同時空服務當時的權力需要,隨着最宏大的政治藍圖改變,新界面臨的變遷也改頭換面(下一次的文章,我們將更深入分析「變遷」的彈性)。

腹地沒有固定的內涵,但人們對它的想像往往並不流動,有關新界的主流想像也徘徊在兩個極端﹕第一是把新界視為一個盛載「鄉郊」的空間和地域,而由此進一步延伸至「自然」、「環境」、「原初」(primitive)、傳統等,換句話說,即是把新界想像為區隔的空間,有什麼與後工業城市抗衡的想像,就統統塞進去「新界」之中。第二種想像,則把「新界」看成是發展和城市化急促變動的前沿。這種想像由來已久,可說是緊密伴隨着新市鎮發展的歷史而成。近年新市鎮與新地產項目所建造的大型屋苑與商場(如YOHO TOWN),在許多人心目中已等同「新界」。相對於第一種,第二種想像恰恰相反,否定「新界」那似有還無的特殊性,把新界空間都視為有待「變成」新市鎮或「新城市」的地方,因此所有僅有的特殊性都不過在等待消失。

剖析這兩種想像與上述的融合規劃如何緊扣,無疑是重要的課題,不過我們更希望周旋於這兩種主要構成新界想像的論述之間,發掘其他更複雜更真實卻另類的可能。不論是鄉郊或前沿想像,都讓新界作為香港人想像中的城市腹地的現狀(status quo)整體得以維持。這系列文章的宗旨就是從最基本的新界現狀發問,作為超越現有想像、建立另一套新界知識的出發點。

地方知識互動

以往當我們談及新界與「地方知識」時,大多只指向有關新界傳統的知識、是「新界人」的特有認知,言下之意是對新界的理解有一套正典,即使不是原居民,也至少在新界土生土長的人才能習得。這系列關於新界的文章,特別希望超越這種正典和教科書的新界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近年以其他方式親身、第一手介入新界空間,並從中衍生出來的另類「地方知識」。舉例來說,近數年針對樓價上升,大量地產公司開始以較低價的新界丁屋作招徠,在周末辦「丁屋睇樓團」,電視台的樓盤節目也以大量篇幅打造所謂「村屋生活」的優美圖像。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沒有實際遷進新界居住的人,也會對新界政治有了片段式的、日常生活式的理解。例如,近日菜園村搬村時遇上的路權費問題,就涉及了一籃子的地方知識,而對「路權」有相關體會和經驗的,就不只是「新界人」和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人,地產代理、法律界、參與周末睇樓的大眾、學者都會共同建構有關新界的知識,這個系列的「方法學」,就是讓這些「地方知識」交錯碰撞。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述說對新界的新體會和把相關知識普及化,落手落腳參與城市社會運動的群體功不可沒。有關新界空間的社會運動,把許多人也拉進介入新界的實踐。當郊遊遠足的群體自發轉化成組織者,策劃行動和研究,參與保衛大浪西灣,當攝影發燒友協助通報南生圍被破壞的狀况並發起聯署,有關新界的知識由此展開了跨界別的互動。以大浪西灣與南生圍為例,環保團體、媒體、自發的郊遊人士、政黨、都市社會運動的長期參與者、在地居民交流之下,原來並不特別針對新界的單位,都因此協作而產生對新界的一套說法。如果這種連結還是太常規化,在其他非原居民村落則漸漸出現了更繁複的知識交流﹕例如在粉嶺北部的馬屎埔村,年輕的社運參與者、長期研究有機耕作的農夫、喜好天然手作的業餘藝術家、在地村民和農夫、社福機構等,因為針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社會運動而作了多重的知識交流。有關新界的理解,在社會運動中出現了跨界的繁衍。

與此同時,在學術和公共討論範疇裏,也出現了對新界的新穎介入。有別於集中討論鄉村風俗和租借地的殖民時代範式,一些創新的關於新界的論述開始出現。其中浸會大學地理系鄧永成教授及他的學生撰寫了關於「沙田價值」的文章,把香港身分認同發展的軌迹,與新界的變化接枝,就是很創新的示範,這系列也是抱着這種精神去思考其他香港文化的問題,寫出一些足以改變香港故事的新界敘事。另外,在香港研究的話題作《本土論述》(2009輯)中,規劃師杜立基勾勒了郊野公園歷史和殖民政治的互動,而朱凱迪也書寫了大埔差館山的政治地理,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院學者,但這些實踐型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新界研究的圖像。

今日再討論新界,可能仍然是「新市鎮」、「原居民」、「鄉議局」等關鍵詞。但是,今天它們的涵義,討論的闊度和深度,應該與二三十年前的新界想像差天共地。近年在英國出現了一個名為This Is Not A Gateway的組織,廣集多元化的城市思考,抗衡把城市想像單一化的規劃趨勢與知識傳播。與這種精神相若,否想新界的目的是要為新界說一聲,this is not a hinterland。

(本文摘自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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