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之戰

Posted: 2010/02/22 in 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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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文:安徒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

「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

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

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

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煉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要求嬰兒潮同代自我反省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煉,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美名為「照顧」)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身分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練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卸膊」)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着依附、服從的習性。

韓批討論百分之二精英不全面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線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趁着70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70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什麼雖有重疊,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分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香港的鬱悶》批判源自波希米亞文化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 之間的僵硬保守軌迹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以David Brooks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浪遊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四代香港人》只持自由主義教育觀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70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什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什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彷彿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3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着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着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和歧義。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本文摘自明報)

迴響
  1. 麥兜 說道:

    原來我幾年前都有買, 不過未睇~ 哈

    今日聽電台話政府工務員將出現退休潮, 為免青黃不接, 建議延長現時40-49歲以上公務員o既退休年齡.

    我覺得, 你唔交個棒俾人, 人地又點接捧? 係唔係你自以為下屬唔掂, 就要霸住個位? 呢批人已經攞好多福利, 人工高, 又係長工, 又有長俸, 要送子女去外國讀書又容易申請, 家陣仲想做到百年歸老. 我終於明白點解陳振聰已經呃左幾十億都仲想要千億遺產, 貪得無厭.

    一早返工真係火呀.

  2. ricup 說道:

    下次借我睇啦~

    而家班友,左唔敢行右唔敢走,上驚北京下怕民意. 變左咩都唔識做既殭屍. 所以自然留番d屍蟲繼續鑽…

    We don’t need change only, we need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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