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另一條苦路上的基督徒,或香港人

Posted: 2009/08/03 in 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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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另一條苦路上的基督徒,或香港人
文:楊穎仁

猶記得剛上某教會學校念中一時,教聖經的老師向我們轉述她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觀感﹕ 「如果畀我揀,我會信基督教,唔使周街燒香燒衣,感覺比較乾淨,比較文明。」 以民間宗教為他者而建構的宗教偏好,隱含了各種價值取向。 現代優於傳統、整潔優於髒亂、私人地方優於公共街道——將諸如此類的選擇歸納為「文明」一詞, 很符合中產品味。當年八九六四剛過,尚未有大學生發表中共屠城僅屬「有啲問題」的偉論, 有的只是往各國領事館排隊申請移民的人龍。又過了兩三年,校長移民楓葉國,那位老師和同屬資深教師的丈夫也離職移民。 據說,無論在事奉人手抑或奉獻金額上,信徒的移民潮對香港教會都是一大打擊。
回溯整個九十年代,有本事移民避共的市民不過五十多萬,還不到香港人口一成。 若說移民潮險些敲斷了教會的脊樑,香港基督教圈子未免不成比例地中產。去年金融海嘯一過, 基督教界積極推出種種「抗海嘯」活動,有祈禱會,有金融講座, 有一噸鞭撻個人貪婪的文章,有蔡元雲叫窮人別想着領綜援要對香港未來有信心, 有馬時亨夫人放言沒錢不算慘沒有神才悽慘。此中折射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金融海嘯下的焦慮。

中產唱起的聖詩 聖詩煉成的中產

曾幾何時,中產基督徒是毋須為經濟前景擔憂的,教會學校提供的英語教育是他們晉身買辦階級與高等華人的保證。對中國的厭離亦非必然,施其樂(Carl Smith)即引述1925年聖士提反女校一名學生的洗禮報告,裏面充滿對北上拓荒的期盼﹕她要求取教名為維多利亞……她發現偉大的英女王從小就立志要把她的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擔起作為基督徒女王的巨大責任。這個例子激勵了這個華人女孩,她開始了基督徒生涯,要成為一個基督教領袖——為她的人民服務,幫助他們接近上帝,建設一個新的、更好的中國。

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中共建國後,大批內地福音派基督徒因政治理由流落香港,根據1982年的統計,當時全港逾五成教會都在五、六十年代成立。及至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穩住政局,大力擴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日漸強盛的教會被委派為合作伙伴,加入統治聯盟,削弱親中團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優先辦學的特權讓基督宗教佔有三、四成中小學,把持着社會流動的階梯。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學生,不少躋身教師、社工、醫護等等藉「服事人」來「服事神」的專業人士之列,七十年代以來急劇膨脹的教育、社福、醫療體系與公務員隊伍也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為什麼持大學學位者在基督徒圈子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兩倍,「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一點六倍?香港基督教的中產化,不是韋伯式的新教倫理致富,而是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基督教界乘着公共服務擴展的勢頭製造中產,同時自我複製﹕左手藉辦學培養有社會流動潛力的青年信徒;右手以學校、醫院和社福機構吸納這些青年並應許他們得到體面的工作——直至十多年前,在招聘教師或社工的廣告裏,列明「申請人必須為基督徒」還算不上什麼禁忌,當然至今仍不乏枱底下以宗教所屬篩選應徵人的津貼學校。

然而,能夠迎上時勢浪頭榮升中產的人終究未必很多,犧牲品倒委實不少。在一個為基層婦女籌款的活動裏,某位以搞貞潔運動聞名的大牧說,他姊姊年輕時曾因打工供他讀書而喪失上學機會感到不公,但現在已原諒他了,真好。有多好?台下一眾因工廠北移淪為清潔、保安、家務助理的前女工,大概會為這個中產信徒視點的大團圓結局加上不一樣的註腳。

回歸之後 政經雙失

九十年代,故事有了轉折。

來自學校教育,走進(類)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跟傳統實體經濟的小生產者——例如茶餐廳老闆——不盡相同,他們相信學歷帶來的保證,相信專業可以消除威脅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的外在風險。在按年資調整薪級、退休可領長俸的年代,鐵飯碗是存在的,然而新自由主義卻入侵香港公共服務系統,粉碎了中產階級的溫室。中小學縮班殺校,大學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鈎,社福界一筆過撥款,醫管局讓路予私營醫療集團,公務員吃肥雞餐乳鴿餐提前退休,各種「大市場,小政府」的措施假市場效率之名紛紛落實。一度倚賴公共服務膨脹滋養的中產基督徒,整個人生突然被公共服務的收縮打斷。

最初也不是那麼不情不願的。買樓,買股票,買基金,連最老實的中產信徒亦不免為之心動。沒有穩定的事業,就靠市場照顧吧。被中產意識主導的教會一窩蜂搞投資講座,找來知名CEO將商界那套管理模式說成牧會秘訣。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不獨中產信徒一次又一次損手爛腳,把財產擲往金融市場的教會也血本無歸。自從匯豐股價失陷,一些過往手持大藍籌而自詡財政穩健的基督教機構亦面臨裁員壓力。十字架的台座,原來竟建築在大笨象背上。

抓不住社會 惟咬緊家庭

經濟看不見前景,政治更是沒有指南針。將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同化,「啟蒙」不文明的中國,是香港基督徒常有的政治心態。以英女王使者的身分建設中國、以一夫一妻制反對中國蓄婢傳統,是戰前的事。待香港經濟起飛,則結合中產階級的城市精英想像、前途問題的恐懼,把中國定義為落後的/鄉下的/封閉的/專制的/人治的,再把香港視為既繁榮又有自由有法治的國際都會。連直選也慢慢落實了不是嗎?八九六四無疑強化了這種對比想像——潛台詞之一,是「假如沒有宗教自由,我們怎樣傳教?」不少港產信徒或多或少傾向某種民主論述,25年前各宗派回應前途問題的《信念書》言必稱自由,去年立法會選舉裏基督徒選民也是愛泛民多過愛親北京的梁美芬(地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08年10月公布的調查)。然而回歸12年匆匆過去,普選只聞樓梯響,曾幾何時「向內地傳播民主」的激情如今更是無望,看着某些教會領袖逐漸向北轉向民建聯示好,唯有暗自彷徨。

從膨脹到萎縮,抓不着大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只得抓緊自己的小家庭不放。於是,政經雙失的香港基督徒轉向了所謂的「家庭價值」,透過管束子女重拾小小的權力快感。

上中以外,還有下

基督教右派近十多年來所向披靡,其群眾基礎正是來自中產信徒的深層焦慮,而不是他們聲稱的世風日下。香港社會不見得比過去更加開放,左邊的蔡志忠漫畫與右邊略帶鹽花的余過《四人夜話》小說比翼齊飛,這個光景在八十年代的《明報》副刊天天出現。今天,我們有的是投訴教科書印有「放屁」二字會教壞細路的家長,還有投訴劇集包含校長召妓劇情的明光社董事朱景玄校長。

問題是,為什麼到現在才焦慮呢?基層市民一直面對經濟無力政治去權的苦况,那可不是98年金融風暴或去年金融海嘯之後才有的事,卻從來勾不起基督教界連開逾百場大小討論會的意欲。即使是甚囂塵上的「家庭價值」,也不曾多顧中港家庭對團聚的渴求。對金融海嘯的異常關注,恰好揭示了基督教界階級所屬。

故事還有下半段。新一代在升學遊戲勝出的信徒無法再被「榮神益人」的公共服務事業大批吸納,不得不隨着資本朝金融業傾斜投身商界。近年市面上教人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的「職場神學」論述由是大發利市,教會在中環附近斥數億元巨資植堂,針對資本家的商人團契亦愈開愈多愈做愈大。一條往上爬的發展大路已在基督教界搭建中,一個接一個高官獲邀高調展示信仰。昔日中產失勢不代表教會失勢,早陣子有投資顧問隨機抽樣20間香港教會當成上市公司來研究,竟發現它們2007年的平均盈利率達24%,當中的「藍籌教會」獲利以千萬元計。只是金融海嘯一來,淹死了不少i-banker,打算走「上路」的某些教會領袖難免惴惴不安。那些大小討論會,安撫失意中產之餘,又何嘗不是暗中安撫這些大牧?

有「上路」,自然有「下路」,香港社會是貧富懸殊的。五月底官商雲集的「全球禱告日」,台下有神學生拉橫額入場抗議教會擦鞋,台上有馬時亨呼喝「神會懲罰你哋」,上路與下路的尖銳對立逐漸浮上水面。儘管香港土壤不讓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輕易生根,但往下走的基督教將如何開展新的社會意涵與靈性啟示,依然令人期待。

金融海嘯洗掉了包裹着基督教圈子的鍍金,或者污垢,視乎看倌價值取向。但我想,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也是低頭向下望的。

(本文摘自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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