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化的未來香港

Posted: 2008/10/21 in 大國民
標籤:, , , ,

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
文:沈旭暉

曾幾何時,山西平遙是中國金融中心,佔有全國一半票號,但始終發展不了其他產業,到了20世紀,就被上海取代,剩下一堆沒有多少人看的遺蹟,直到出現電視劇《匯通天下》。威尼斯曾是全球金融中心,但自從它的地緣政治角色終結,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變成遊客的寵兒。繼而興起的阿姆斯特丹也是金融中心,至今它的交易所還熱熱鬧鬧的吵吵賣賣,徒具形式,但也不再具有全球、乃至區域影響力。可以說,它們和全盛時的視野相比,今天已一面倒本土化,失去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神采,儘管這不一定是原意。香港,又如何﹖儘管我們不能從施政報告得到香港與世界融合的遠景,但按現在的宏觀政治發展推論,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似乎並不遙遠﹕

威尼斯化的未來香港﹖

●正如不少學者擔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向內地一邊倒時,自身的相對優勢也愈來愈少﹔當內地其他城市完全掌握香港的軟件資源,香港就不可能重新連接國際網絡。這現象現在已頗明顯,起碼香港經濟單邊化是鄰近經濟體的共同觀感。筆者就「亞洲國際都會」的國際認受做了不少研究,基本上,從未聽過外國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他們只知道香港不再是什麼,正如威尼斯今天連「地中海國際都會」也不是。

●當政府只重視短期民意,變成消極回應的政府,自然會將拓展不具備即時效益的國際關係、涉外議題,放至最後次序。更謹慎的政府甚至會為免麻煩,而主動將《基本法》賦予的不涉及主權、外交的涉外關係權讓予中央,令其他國家不再重視香港。筆者曾與澳洲駐港前領事傾談,她認為駐港期間是一生最無聊的時刻,後來終於難奈寂寞,要求調去斐濟群島,在那裏果然有所發揮。

●難發揮的不只是駐港外國人﹔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發展個人涉外聯繫,在目前政治生態下,亦同樣難以應用於社會。例如李柱銘的美國網絡,應是全港的重要無形資產,假如在私人公司,這足以被量化為天文數字的資本,但特區政府(和他的政黨)基於政治正確的認知,往往不懂如何為己所用。又如梁振英提出的「內部外交」,多少保存了香港作為非國家個體的身價,但因為他的愛國背景,始終無人認真跟進上述提議。這類自我監察,未來可能更自律,比威尼斯共和國覆亡後的「天然自律」更可惜。

●在目前教育制度下,下一代英語必然愈來愈退步,普通話程度固然進步了,但中文根底依然難以趕上內地和台灣人。當中國經濟成為霸權,連帶內地普通話也成為語言霸權,屆時,港人無論在內地還是海外,相對競爭力都會愈來愈弱,語言會成為內地或外國人和香港交流的無形障礙。須知威尼斯終成威尼斯,語言也是原因之一。

● 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在現在,不用說在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

說到這裏,好像還是很抽象。其實,我們不妨參考一個名叫「全球在地論壇」(Glocal Forum)的國際民間組織的7點綱領。這組織目標是推廣城市間的國際交流合作,總部設在意大利羅馬,不少活動像城市外交計劃、國際青年全球在地化議會等都十分有趣,我們可以將其下列綱領,看成是本土社會維持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方案﹕

一、強調城市(而不是主權國家)在國際關係的核心角色。這是因為城市相對容易聯繫個體和海外,而毋須過渡涉及主權的政治考量。

二、增加不同本土社區的政治能量,從而讓它們與其他本土社區及全球資源接軌。這是「由下而外」(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實驗,相信本土動力整合後,組織和精英不必一定向上爬,也可以向外拓展。

三、為本土社區提供全球資源,來得到社會和民主的改善。當然,在國家層面,這得有防止政治滲透的機制監控,但原則上,這是讓本土和全球視野結構掛鹇的設計。

四、通過跨國企業和機構,鼓勵本土社區年輕人參與國際和平和發展計劃。這是通過正面、務實的國際接觸,來讓下一代超越本土視野﹔但由於他們代表本土,又會同時顧及國際視野在本土的應用。

五、向國際網絡派出更多本土青年代表,從而草擬同時適用於本土和國際議題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價值同上。

六、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予年輕人,讓們參加本土和世界的社區和機構。也就是主動向聯合國、國際NGO或國際金融機構等爭取本土名額,無論是當全職僱員還是青年義工。

七、通過製造公營和私營機構的伙伴計劃,發展可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性活動」。這其實是為本土青年連接國際視野提供經濟誘因。

這並非筆者草擬的,而是國際社會現存的智慧,但假如這能成為香港的國際關係宣言草稿,為政府、商界和民間共同接受,筆者會十分欣慰。當然,這些綱領看來還是有點虛,而且知易行難,但以整個城市之力確立全球在地化的遠景,起碼是防止威尼斯化所必需的。

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

教人不安的是,現在似乎沒有誰有既得利益,去扭轉上述情,因為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政黨、商界還是社會,都需要面對更「微觀」的挑戰。能稍作傳訊的,目前也許只有在民間。我們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才能同時向不同社會持份人不斷推動,以期它們分別出現參與國際事務的對口單位,否則,又是當局者迷了。假如有一天,香港連國際關係研究也容納不了,談論國際視野必須予以本土化處理,這和唐人街,有什麼分別﹖當大家都在討論究竟應轉移基地,還是當快樂的威尼斯人,當局者又如何取捨﹖當然,有心人會繼續在其位在本土推動全球在地化,但正如梁文道所言,多和內地或國際受眾溝通,參與那裏的經濟社會文化,再讓其反射回香港,價值,也許還要大些。

延伸閱讀:
◆Glocal Forum 網頁(www.glocalforum.org)
◆Neil Brenner,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State Re-scaling and the Remak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Thesis, 1999)

(本文摘自明報)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變更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