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機遇之自省 I

Posted: 2008/05/01 in 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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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雲遮望眼【上】
皇甫平

(作者是原《解放日報》評論員及《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

奧運會的機遇和挑戰原本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沒必要、更不能因為外部的打壓和內部的疑慮,而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聖火灼痛兩個民族兩種文化

4月30日,北京奧運會倒計時100天。

從3月30日在希臘舉行奧運火炬交接儀式以來,這一個月過得很不平靜。火炬從倫敦、巴黎、舊金山,傳到新德里、堪培拉、長野、首爾,既受到當地居民和海外華僑、留學生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引起一些不滿於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手法的人們夾道抗議。為保證火炬的順利傳遞,各國警方不得不採取線路保密、臨時改道、縮短路程、暫時熄滅火炬、逮捕抗議人士等措施。一路上,支持北京奧運會的海外華僑、留學生與支持西藏“獨立”的人士頻頻發生衝突。象徵和平、團結的奧運聖火,想不到竟如此灼痛了中國漢藏兩個民族、中西方兩種文化。

辦奧運會,中國人近百年的企盼。當它終於要在中國首都隆重舉辦的時候,忽然讓我們遭遇如此尷尬。在我們兩次飽蘸激情申奧時,曾經以為奧運會是在自家庭院裡搭台唱戲,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崛起、太平盛世的舞台;卻沒有考慮到,奧運會也像一架天文望遠鏡,把主辦國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瑕疵聚焦和高倍放大。我們在潛意識中,期待全世界通過北京奧運會驚嘆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成就,讓全世界華人揚眉吐氣。但我們未能清醒地意識到,世界各國人民、大眾傳媒、NGO(非政府組織),包括某些別有懷抱的政治勢力也會藉助奧運會,對我們國家的治理方式、處事習慣議論紛紛,並且期待我國在舉辦奧運會過程中民主、人權、法治會有明顯變化。

中外兩種不同趨向的期盼相互碰撞,期然不期然地借奧運聖火的傳遞,引爆了上述的尷尬局面。奧運會的機遇和挑戰原本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奧運代表中國融入世界的渴望

北京舉辦奧運會、上海舉辦世博會、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等等,都反映了中國人民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誠渴望,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鄭重承諾。沒必要、更不能因為外部的打壓和內部的疑慮,而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在改革起步時,鄧小平出訪日本、美國,推動中國這個大國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在日本,鄧小平在參觀新幹線和產量是中國長春一汽99倍的日產汽車公司時,感慨地說:“我懂得了什麼是現代化。”在美國休斯敦,鄧小平觀看套馬比賽,從騎士手中接過牛仔帽,戴在頭上。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袖欣然接受美國文化的標誌物,那一刻被媒體定格,成為中國打開國門的象徵。

在冷戰結束、世界多極化的時代,儘管還存在冷戰思維殘餘的干擾,中國人依然不失時機地推進對外開放的製度化。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離開政壇前夕,應邀與美國小布什總統在得州克勞福德農場散步、蕩舟,為中美之間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

在 中國加入WTO的努力遭遇西方敵意和國內疑慮夾擊的歷史關口,朱鎔基不畏罵名出訪美國,而後在北京親自出馬與美國人談判最後七個棘手問題。據中國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回憶,當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時,朱鎔基都只有一個回答:“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遞來條子。沒想到朱鎔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進入到第四個問題時,朱鎔基說:“後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美國人緊張地商量了五分鐘後,同意了中方意見。中國加入WTO的最大障礙一舉排除了。

分管外貿的前副總理吳儀,積極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處理中外貿易爭端有理有節。在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中,美國人說“我們是在和小偷談判”,吳儀立即反唇相譏:“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博物館裡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 ”美國貿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女士讚揚吳儀是一位“極其坦率的國家利益的維護者”;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吳儀退休前夕稱她為“中國人民的傑出代表”。吳儀則平淡地說:“我是一個推銷員,我推銷的是我的祖國中國。”

中國沒有自外於市場經濟。從改革前公有製勞動者佔社會勞動者總數的99.96%,到今天,非公經濟,包括私有經濟與港資、台資、外資,在中國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國也沒有自外於高新技術,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聯網國家和第一大手機國家, 網民2.21億,手機用戶5.39億。在經濟接軌、科技接軌的同時,中國在現代政治制度、社會管理、文化交流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公開宣示以依法治國、民主政治為目標,擴大公民政治參與、黨內民主、反腐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都在碎步前進。

從民眾到政府,中國如此擁護和愛護北京奧運會,代表著一種在文化上站起來、與世界平等交流的熱切期盼和誠摯努力。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已經整整30年,中國人民在用實際行動結束黑格爾當年的一聲嘆息:“中國 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北京奧運會是一場偉大的際遇。借用80年代一部中國電視政論片《河殤》的解說詞:

太平洋來千古不息的藍色波濤,一直在默默地召喚這個躺在大陸上的古老民族……
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
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

西方文化霸權在中國民間引起反彈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與世界文明對接的善意和誠懇,經常遭到深懷文化偏見的西方媒體、政府乃至相當一部分國民的誤解。這些文化歧見、經濟壁壘與政治傲慢、軍事打擊,很容易讓中國年輕人聯想起從鴉片戰爭開始積壓在民族心頭的百年屈辱。

就說此次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的西藏問題,它在歷史上一度出現過的離心傾向,都與英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有關。英軍侵略過亞東、江孜,藏族軍隊保衛家園奮起反擊。十三世達賴雖然有過投英反清、流亡印度的坎坷,但最後還是幡然醒悟,回到拉薩,重新歸順中央政府,堅定地拒絕了英國人炮製的“麥克馬洪線”。在近現代中國的內憂外患中,藏族與漢族同胞一道浸泡在中華民族的苦難中,面對西方霸權,內心充滿悲憤、屈辱和不平。藏民的英勇無畏,藏族領袖的深明大義,是中華民族凝聚力、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讓那些對中國的領土完整心懷不軌的政治勢力卻步三思。

在這一個月中,我們觸目驚心地看到,對新中國成立59 年的政治歧視,對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168年的文化輕視,對中國改革啟動30年後和平崛起的排斥,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呈現歇斯底里的症狀。CNN主持人卡弗蒂稱中國人為“暴徒和惡棍”、稱中國出口商品為“垃圾”的言論,就是一例。

我對這些天來聚集在一些城市“家樂福”集會抗議的 中國年輕人們表示理解,但對他們抵制行為並不贊同。中國已經是WTO成員國,號召抵制外國商品和商家,不是一個聰明的舉動。我們要警惕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想對年輕人的影響,政府也需要採取措施防止中國投資環境的滑坡。不過,我也要提請西方社會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歷史悲情的鬱結,以及部分西方媒體在這次奧運火炬傳遞中對中國拙劣貶抑所引起的反彈。有作用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值得西方社會認真反思。

許多中國年輕人不能原諒西方一些媒體和NGO, 因為它們對拉薩和其他藏族聚居區騷亂的事實真相,對漢藏之間豐富複雜的民族關係,做出了主觀的剪裁和片面的解讀。在拉薩“3·14”騷亂中,明明是漢人受到少數激進暴力藏人的打砸搶,他們卻把藏人說成是大規模受害者;明明是中央政府拋金撒銀支持西藏發展,引進內地人才,資助基礎教育,普及現代科技,修建進藏鐵路,種種努力雖有不盡完美之處,但統統被說成處心積慮毀滅西藏固有文化,這不是缺少起碼的公平與公正嗎?難道西方人希望我們的藏族永遠生活在交通落後、信息閉塞、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社會,以一個民族的時光停滯為代價,才能滿足西方人對雪山聖域的唯美欣賞?

許多中國年輕人不能原諒西方一些媒體和NGO,因為它們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迎接奧運會的熱情,也極盡譏諷。在奧運會的組織細節上,我們極盡地主之誼,雖然對國際慣例運用起來還有點生疏、笨拙,經常好心辦傻事,但畢竟代表著中國人民與世界文明主動對接的嘗試,其中包括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但我們的誠意與種種努力,卻像奧運火炬傳遞一樣遭 遇一些西方人士的圍追堵截,這不寬容,更屬不智。

我們也要警惕對外的不寬容

在抗議西方文化霸權、抵禦可能存在的政治圖謀之時,我們也要反躬自問。奧運會與WTO一樣,既幫助中國分享人類普世文明的紅利,同時也體現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而非中國一己之意志。世界上沒有免費搭載的國際體系便車。奧林匹克精神強調對文化差異的容忍和超越,大家以世界公民的胸懷,去認識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學會在多元的環境下和 諧相處。中西方之間的文化隔閡之牆,需要從中西方兩面來拆。我們自身的做事方式,與國際社會的交往方式、表達方式,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中國也曾有過對外的不寬容。 1972年,應周恩來總理邀請,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來華拍攝紀錄片《中國》。由於安東尼奧尼迴避了“文革”中甚囂塵上的政治說教,把鏡頭對準普通中國人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遭到嚴厲指責。 《人民日報》奉命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給《中國》扣上“反華影片”的大帽子。直到江青垮台後,才在外交部一個文件中承認此事“強加 於人,給外國人以不良影響”。中國文化部長訪意時,特地登門向安東尼奧尼道歉。

對於率先睜眼看世界的自己人,中國近代史上也曾發生過令人痛心的誤解和排斥。中國第一個外交官郭嵩燾,在擔任駐英法公使期間,被滿朝士大夫參劾為“漢奸貳臣”,著作《使西紀程》書版被毀,郭託病辭職後,回到家鄉,家門口被鄉紳糊上詆毀謾罵的大字報。

今天,我們在向西方堅定而強有力表達中國的國家利益、民族尊嚴時,也需要保持和養成一種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態。我們需要理性地表達自身立場,並慎重對待與己不同的聲音。殘疾人火炬手金晶在巴黎用身體保護聖火時,我們可以高聲讚美她;當她反對抵制“家樂福”時,更不能反目成仇。我們有充分的正當性,向一部分西方媒體的失實報導和惡意評論提出嚴正抗議,西方媒體對中國現實的“有色眼鏡”“刻板印象”還會長期存在,需要我們長期地溝通,包括做出解釋、提出反批評,並坦然接受另一種文化的審視。在西方信奉資訊公開和言論自由的文化環境中,惡意和敵意的報導只是其中的一種聲音,我們可以表達不滿,但不能指望其徹底消失。

在多元的輿論環境中,新聞報導對各方意見的反映大體上還是均衡的。我們需要的,只是設法增加中國立場的感染力。新聞報導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於資訊封閉和文化隔閡導致的報導失實,會在事態的持續發展、後續報導中得到補充和糾正。一個奧運會在即的國家,不宜因為某些失實和惡意報導,導致民眾對外國主流媒體的大規模敵視。因為主流媒體的背後,可能是所在國相當一部分民意。民意與民意的分歧,只能靠對話來解決。

加劇中西方文化隔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西方之間的資訊落差。我們要繼續提高中國內部的資訊透明度,更要高度尊重中國人民的知情權。遇到突發事件、群體性事件,涉及民族關係、宗教問題,都要及時報導,坦誠透明,新聞公開,天不會塌下來。我們不能指望通過國內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媒體管制達到期待的對外宣傳效果,必須學會在多元化的聲音中進行媒體公關,包括突發事件的危機公關。在拉薩“3·14”騷亂時惟一留在現場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駐北京記者詹姆斯·邁爾斯發回的報導,恰恰證明了西 藏自治區政府新聞發布的真實性——警方在騷亂現場相當克制。這說明外國記者並非都有政治偏見,更不都是敵對分子。

中國需要社會穩定,公權力需要適當的權威來維持社會秩序,但公權力完全可以而且必須放到陽光下運行。透明和開放是度過危機最好的方式。我很贊同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蔡名照在拉薩騷亂後對路透社的表態:中國政府不會因外界的指責而動怒,也不會封鎖運動員撰寫的有負面評價內容的博客,希望奧運會成為全世界記者用不同的視角看中國的一個契機。

我們應當看得更清楚,成功舉辦奧運會除經濟實力、體育實力外,很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文化、社會、人民素質等軟實力。僅靠經濟起飛、體育金牌就顧盼自雄,技壓天下,那隻是自我陶醉、自損形象。

(未完)

原文出處:
http://www.caijing.com.cn/todayspecx/cjkx/2008-04-30/589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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