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改良主義者

Posted: 2007/07/05 in 雜物櫃

香港改良主義者

【明報專訊】上世紀70年代本地改良主義者的貢獻似常被香港的各種論述所忽略。作為名詞的愛國左派並不是無時無刻在跟港英政府鬥爭,那要看當時北京的統戰方針而定。作為形容詞的反殖左翼也不要太吹噓自己的成就,其實他們背後的指導思想﹕反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完全與歷史現實脫節,並且違反絕大部分港人的意願。

那麼,香港70年代的自我完善,該歸功於誰呢?我想,務實、漸進、政治上不屬於傳統左派或右派的改良主義者,包括殖民地的改良派官員和堅持社會公義的民間進步人士都應記上一功。

大躍進之後,大批內地人1962年湧入香港,當時殖民地政府把難民徙置到荒蕪的西貢坳暫住,生活條件惡劣。在葉錫恩倡導下,大學生組織了大專服務隊,以勞動營的形式助難民改善生活環境,開始了香港大學生社會服務的傳統。

葉錫恩 一生為港人請命

英國傳教士葉錫恩1951年從江西南昌撤到香港,一住50多年,一生為香港市民請命,曾被稱為包青天,這稱呼並不貼切,因為她不是官員,但可見她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後來她以非政府委任身分參加市政局選舉,每次都是最高票當選。

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也有敢言者,影響溢出了狹義市政範圍。1968年,市政局議員黃夢花、胡鴻烈,會同政府華員會會長錢世年及教育界何冬青等,首倡中文成為法定語言,兩大學學生會響應,另有年輕人劉千石、包雲龍等組成工學聯盟,掀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全港運動,終在74年取得成功。

貪污在70年代初是殖民地的常態,為什麼政府會成立廉政公署呢?在廉署的官方網站歷史欄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坦白的說法:「貪污無疑已成為香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政府對此似乎束手無策。普羅大泷對貪風猖獗已達忍無可忍地步,愈來愈多市民就政府漠視此問題的態度公開表達他們的激憤。70年代初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公泷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探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污……學生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抗議和批評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污問題,集會獲數千名群泷響應……香港政府終於明白到必須有所行動」。「終於明白」這4個字,可圈可點。

香港第一個本地環保組織「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即後來的長春社,於1968年成立。協會的綠色觀念很先進,主要人物之一陳立僑醫生在會刊《協調》上寫﹕「人類是地球的管家,不是主人。」另一名作者質問﹕「我們懷疑在香港以下這些行為是否對人類有益﹕更闊的路、更多的車輛;更大的發電廠以滿足更多的能源耗用量;更花巧和名貴的包裝附在更不知所謂的消費品上……」

開明人士 為勞工爭取權益

75年我當記者的時候,遇到社會議題,不會去找內外有別的左派,或陳義甚高的左翼,只能去請教我心目中的「幾個好人」,如葉錫恩與陳立僑,後者大概是當時在墮胎、吸毒等眾多社會議題上最開明的自由派。

陳立僑是有教會背景的。當時香港很多維權或伸張正義的開明人士,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人士。在本地主要宗教中,佛教和道教在社會公義方面表現較差。

當然,宗教界也有保守者。基督教青年73年創辦的《突破》雜誌,是當年影響力最大的青少年刊物,最高銷量達3萬份,卻有教會批評該刊物談太多跟傳教無關的「社會福音」。該刊物在魅力領袖蘇恩佩及一些好人的堅持下,早期靠私人捐款和銷售萦起整個機構。

70年代初,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為勞工爭取權益,當時一個重要的基督教會曾拒絕撥款資助該委員會。

陳立僑是基督工業委員會主席,加上劉千石、馮煒文、陸漢斯等人,在70至80年代初為香港的完善作出不可思議的貢獻。

以工人法定7天有薪假期為例,商界和親北京的左派都大力反對。當時很多政策如每周一天有薪休息、勞工安全法、解僱補償、工傷保障、公共援助和欠薪保障都受到商界反對,以致英國的費邊社在76年說世界上沒人比香港商人對這些幾乎放諸四海的改革更多過度反應。

在麥理浩港督主政下,政府的自主性很強,可以不顧強勢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做該做的事。

不過,政府內的改良派和保守派官員步伐也經常不一致。我78年底還在寫文章,聲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爭取婦女有薪分娩假期,當時的勞工署長說﹕女工懷孕為什麼要僱主負責?香港這方面法例要到80年代才制定,時間上晚於中國大陸、台灣、印度、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和斯里蘭卡。

經過改良 成善治之地

政府早期對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並不信任,以致該會一名成員因為長期懷疑自己被跟蹤和竊聽而進了青山精神病院。

當時,天主教的孟家華神父也在致力於勞資關係協進會,鄧麗莎修女的秀茂坪青少年中心更常支援勞工意識提升活動。此外,還出現了改良式進步主義組織如社區組織協會、教育行動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到了70年代末,殖民地已跟從前大不一樣了。

1978年9月的《號外》,我寫了一篇支持改良主義者的文章,建議說「香港政府可以是我們的盟友」,並說﹕「作為理性的、實際的改良者,我們必須肯定政府一些官員的努力。」那一期我訪問了中產專業人士新成立的壓力團體香港觀察社,問它認為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該會發言人說﹕「督促政府,這是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曾經有一個相當高職位的政府官員說﹕無論你們寫什麼,對或不對,政府內至少一部分人受到影響。」民間改良主義者的假設似乎是﹕政府內也有好人,政府也會改的,這在70年代的香港,的確如此。

到了80年代初,香港大致上已蛻變成善治之地,居民自我感覺良好,對法定中文、廉政、7天有薪假期、9年免費教育、廉租公屋、公共醫療、勞工保障、公共援助等等「善治基本建設」已習以為常,好像古已有之。麥理浩與戴卓爾拿到北京談判的、鄧小平認為要保持50年不變的,正是這個經過改良的新香港。

[文/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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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gigiwong 說道:

    全職漫遊 漫遊全球

    你開電訊公司?
    roaming 平唔平呀?

  2. ricup 說道:

    毫七子...

  3. ikkoku 說道:

    謝謝轉貼

  4. Trouble Maker 說道: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 about my late father Dr. Lik Kiu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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