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與媒介事件
文：馬傑偉

我所讀過的傳播學專著之中，很少有一本，像《媒介事件》那樣，10多年來不單沒有過時，而且愈來愈有解釋時事的能力。這本書1992年出版，作者是D. Dayan及E. Katz。他們指出媒介事件是歷史的現場直播。由於電子媒介與互聯網的發展，全球矚目的媒介事件愈見頻密。911、南亞海嘯、SARS，到四川地震，都向世人展示歷史現場的時代面貌。

電子信息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

四川地震，正如近年的媒介事件一樣，吸引覑億萬計的公眾，在電視機與電腦熒幕前，同步屏息靜氣地跟進事態的發展。Dayan及Katz分析，人類歷史中，鮮有如現代媒介事件般，把人們的情緒都聚焦到同一件事情上。媒介事件現場直播、干擾日常程序、英雄人物出現、標誌劃時代的新價值、觸動天涯若毗鄰的感應、散發跨越地理距離的錯位感，凡此種種，都是Dayan及Katz筆下媒介事件的特徵，亦一一在今次四川地震中表現出來。

近年傳統電子媒體如電台、電視，收聽與收視率均有下降，而互聯網世界雖然無遠弗屆，但網絡資訊散亂，小眾社群多如星斗，增加隔閡多於凝聚共識。然而，媒介事件如四川地震發生之時，電子信息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香港市民都焦急地追看最新災情，電子新聞與網絡信息均吸引大量的觀眾與網友。平日媒體千方百計搶奪市民的注意，但每逢大事當前反過來是市民追看傳媒的更新內容。兩位作者更指出，平日被視為電子媒體的失誤，如記者「食螺絲」、「甩漏信息」、畫面不清，在媒介事件直播時，這些缺失反而強化現場感和逼真感。今次大量視像畫面出現格仔或模糊搖晃，市民接受之餘，更敬佩險境第一時間傳來即時報道的記者；網民亦從各自的小山頭小部落，匯集在共同的論壇，一起觀看最新的YouTube畫面。

今天的分眾社會，媒介各自吸引不同的社群。但在媒介事件之中，媒介成為整合大眾關係的平台，人數之多往往史無前例，而這種大整合的現象，正正罕有地讓各方政治力量重新爭取大眾認同，媒介事件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重要性亦在於此。因此大災難的重大影響是集體認同。

社會學家U. Beck指，現代化就是個人化。今天現代人無論在工作、消費各方面，都愈來愈孤立於個人的生活處境內。媒介事件，卻有逆反的力量，就是把孤立的個人拉回社群整體。四川地震就好像強大的磁石一樣，把世界各地(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人捲入災民的悲喜交集之中。

畫面所見，一個徬徨的丈夫三天三夜守候在活埋瓦礫中的妻子。這邊父母痛失獨子獨女哭成淚人，那邊身在險境的孕婦被救活過來。一個年輕女子從廢墟被拉出來，搶救她40多小時的粗漢大兵哥們，一起為她高唱生日快樂。這許許多多的鮮活故事，感動了千百里外互不認識的陌生人。

溫家寶是今次天災的魅力領袖

凝聚力創造認同，其一是指向人道主義的四海一家，其二是指向國家民族的集體意識。前者促使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的救援隊伍跨國合作，亦強化了國際捐獻與跨國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形勢中的堅固位置；後者則測試政權的問責與施政能力；災難當前，媒體的射燈把焦點放在國家機器之上，其中變化與差異極其複雜。回顧過去，六四事件引起強烈的民間認同，卻激起對中國共產政權長期的抗拒與不信任。緬甸風災之中政府快速失去認受性。SARS期間香港民間的強大集體認同推向反董建華的7.1遊行。911更極詭異地引起美國仇外情緒以及西方與伊斯蘭文化的對立。今次四川地震中的中國政府，展現高效率與體察民情的決心，成功地把天災引發的強烈情緒引導向華人世界的團結與合作，修補了過去西方世界對中共的負面形象，亦鞏固了其管治的認受性，這都是近年中國多次媒介事件所少見的。而這種認同感有相當大程度是出於溫家寶總理的進取表現。

Dayan及Katz把媒介事件分為三類–(1)競技式的事件如奧運；(2)節慶式的事件如嘉年華及國慶禮儀，(3)征戰式的事件如突發的天災及運動。四川地震屬於第三類別，而當中往往出現一個或多個魅力英雄，在災難或衝突中化為戰場上的認同對象。

溫家寶無疑是今次天災的魅力領袖，他連日來奔波於災難現場，不辭勞苦慰問苦困中的孤兒弱小、為士兵醫護人員打氣、指令救人是「重中之重、爭分奪秒」。溫總的身體力行令人敬佩、動容。論者或有「一人領軍」的批評，但整體而言，溫總的表現，一洗過去中共威權形象，為中國政府領導層注入人性化的面貌。

過往媒介事件之中，英雄的出現往往能成為標示性的象徵–香港SARS一役，謝婉雯醫生象徵覑香港醫療隊伍的專業精神；六四中的王丹，代表覑中國青年的勇氣與堅持；四川地震中的溫總，將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代表覑中國特色的親民情懷。

資訊開放反會提高管治效率

Dayan & Katz指出，奧運競技的權威來自於公平理性的體育精神，節慶禮儀的權威來自一代接一代的傳統，而征戰事件的權威則來自魅力英雄所體現的新風氣新價值。這種因魅力而生的價值是偶發不定的，未必轉變為規律化的制度，但卻有力地揭示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征戰式的媒介事件，能預示了社會發展的最前線。歷史的步伐在眼前展開，給人們看見新階段的來臨。四川地震的發展，頗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國政府的開放與效率，打從災難開始之時，已沒有過往「家醜不出外傳」的封鎖心態，亦沒有太多的八股口號，對國際關注給予得體而積極的回應，對傳媒更提供充分的配合。經此一役，當局應該深切體會資訊開放，不單不會衝擊管治，反而會提高管治的效率與政府自我糾正的能力。傳媒追究學校建築是否偷工減料，正是亡羊補牢的好時機；順勢追問地方政府有沒有真正的以民為本，也是百利而無一害。

媒介事件是一個重整社會作風與價值的大舞台。今次四川的國難令人悲慟哀痛，但可幸的是，事件給人隱約看到一個正在開放正在進步的中國社會。

參考﹕

D. Dayan & E. Katz(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